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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宋联姻,资本重组

《大公报》创始人。胡霖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镇压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民主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集会,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5.8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
  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
  在这一关头,蒋介石碰到了好运。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M.N.罗易给汪精卫看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上明确声称共产党要接管政权。罗易显然希望汪能够对如此广阔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但是,这份电报反而使汪感到焦虑。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合作注定要失败(正如蒋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样)。
  江与他的左翼同事都很忧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个办法。冯请汪和其他左翼领袖来郑州商量。
  会谈从1927年6月10日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汉方面的领导人对冯玉祥作了一些边界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随后,冯玉祥于19日到东部的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便意味着冯已决定支持蒋,并向汪精卫施加压力。21日,冯给汪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汪对蒋仍待有敌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现已发生了不利于汪的倾斜。7月15日,汪决定反共,16日,下令屠杀共产党人。
  罗易已于3日离开,鲍罗廷是在27日离开的。
  加伦来到上海向蒋告别。尽管他被任命为武汉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但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很多年之后,蒋曾这样写到:“这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离别。”
  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试图通过暴力东山再起。从8月起直至年底,他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起义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如今视之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加以庆祝,西方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作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第一次内战的开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同意内战开始于8月1日,但他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视北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周恩来此刻到了江西省省会南昌。他了解到一部分由共产党军官领导的部队驻扎并活动于这一城市附近。他和他的同事们认为,如果这些共产党人发动一次起义,并把他们的部队拉过来,那么共产党就可能有一支自己的核心武装力量。而且,当时南昌公安局的领导人是朱德将军,他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其他人后来也都功名显赫,其中包括林彪和陈毅。
  共产党占领了南昌城,但后又失守,因为一名国民党军官并不像他们先前所料想的那样赞同这一计划。
  尽管武汉方面也开始迫害共产党,但并无迹象表明他们拥护蒋介石。
  东部军阀孙传芳乘机利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发起了一次反攻,把蒋的部队赶出了他们所占领的长江北岸的几乎所有的地盘。武汉军队继续向南对蒋发动进攻,这样蒋就抽不出军队来抵挡孙传芳了。
  冯玉祥为了自己的利益,同时出于为蒋着想的目的,试图在此刻发挥一点儿作用。他建议武汉与南京两个对立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认为是“中立”的吉祥宝地安庆举行会谈。
  按照冯的意思,他于8月份在郑州与蒋举行第二次会谈。开始时,蒋曾派穆斯林马福湘将军带去一个友好的消息:“蒋愿意和你结拜为兄弟,”冯的回答是:“大好了。”冯玉祥继续讲道:
  于是,蒋和我彼此交换了生辰八字,成了结拜兄弟,那次会上,我们相互叩头四次(为的是完成这一结拜仪式)。
  蒋问我,“现在我们已经成了最好的朋友,你准备怎样开导我呢?”我告诉他:“人民是我们的主人。我们应该做他们所希望的事,而不做他们所厌恶的事。”
  “还有别的吗,大哥?”蒋又问道。我说:“如果我们能做到刚才我说的那些,那我们就可以实施孙中山博士的三民主义了。既然你再一次问我,我就这样告诉你,我们必须毫不含糊地与我们的士兵同甘苦,共患难。他们吃什么,我们吃什么;他们穿什么,我们穿什么。如果你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革命就会成功。”
  蒋回答到:“很好,我们必须这么做。”
  蒋介石可能看到只有一个办法才能打破这一僵局:既然他是争议的真正所在,那么他不得不走。最引人注目的大概就是他屡次提出辞职。
  1927年8月13日,他发表了一篇辞职声明。声明中说:
  “老百姓的视力和听力已开始失去往日的敏锐和灵敏。在近三个月至四个月的日子里,北伐几乎进展到山东边界。为什么我们向前推进得那么快?而为什么我们现在的速度又这样慢?请静静地想一想,细心地考虑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至于他本人,他一直在考虑辞职这件事,但在时机还不成熟时,他不能过早辞职。如果他过早辞职,“那么,我党将承受如下苦难。第一,我们将失去灵魂,只留下肉体。星星将脱离自己的位置,事物将相互转换,我担心就连国民党这一名称恐怕也不复存在……”
  他说,他希望武汉的同僚们能够加入到南京方面来,北伐重新开始,湖南、湖北和江西的共产党被“彻底地消除”。并说,尽管他已辞去了所有的职务,但作为国民党党员和一名中国公民,他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最后这句话有点不吉祥。但是,听到最后这一句誓言的人很少。在蒋看来,而且他也一直这样认为,他的辞职表明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一个唯一可信赖的“中国的救世主”。
  但是,蒋的离职确实缓和了当时的紧张局势。冯将军提出的召开安庆会议的建议现在看来已没有任何意义了。
  1927年8月14日,以胡汉民为首的南京方面的五位主要政客以带有讽刺意味的古文体联合给冯玉祥写了一封信。他们问道:当双方仍在激战的时候举行会谈是不是太荒谬了?“玉石和丝绸——友谊的赠品——加上刺刀和长矛——战争的武器,被交替和同时使用,这不成了全世界的笑柄了吗?”
  当蒋的辞职被宣布的时候,他已于8月12日前离开了南京,踏上了返回家乡奉化的路程,随行的保镖二百人。他在上海逗留了几天;随后,胡汉民等人一路跟随着他。
  家乡的群山挺拔宁静,深深地吸引了他。他把住所安置在雪窦寺。这是浙江一座山脊上的佛教寺院。随行人员住在溪口,这里是他的出生地,离蒋的住地约六英里,地势低3000多英尺。
  蒋向追随而来的美国来宾声称,他打算在今后的五年里走访国外,学习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这话或许带有瞬间的诚意。
  一个新闻记者写道:“他的引退是一个神话,”
  蒋身披中国式的长袍,显出一种学者的风度和守旧的外观,这与军事政治家那种生气勃勃的形象颇为不符。大量的信件送到他的手里。
  那时,他还未完全从国家事务中摆脱出来,但是不管怎样,他的压力减少了,而且他可以集中精力转向其个人生活方面。
  他的第一次婚姻是一个悲剧;尽管有了一个儿子蒋经国。
  这暗示着他与其妻只具有一种最低限度的亲密关系。他几乎不了解他的妻子毛福梅。首先是他的军事训练,其次是革命,这些事情耗费了他的精力,也吸引了他的兴趣。
  在他为数不多的探家期间,毛反复劝说他放弃戎马生涯,但这几乎等于让他放弃生活。这样的彼此缺乏理解或许就是他对毛粗暴的原因。她的兴趣所在是家务,政治让她感到迷惑并且她也不为之所动。
  1921年,也许是因为蒋遇到了他的第二任妻子——陈洁如,他决定离婚。
  霍灵顿·唐宣称这一安排是非常友好的,并且对她很慷慨。但这一评论与事实是不相符的。在蒋看来,此举意在摆脱其前妻。
  当时,在给内弟的一封信中,蒋这样写道:“在过去的十年中,我简直难以忍受她的脚步声或她的身影,至今为止,家的概念已是名存实亡了。我与她离婚的主因是十年痛苦的结果。
  这不是轻率的决定。你是一个有见识并且明智的人,我想你是能够为我的幸福着想的,使我从终身的痛苦中解脱出来。”
  大约一年之后,在广州孙博士家里,蒋介石遇到了一位父亲富有并受过美国教育的年轻女子。
  她对政治有深刻的理解,她热爱她的国家,而且他可能认为她的志向正好与他一致。对于一名政治军事活动家来说,这是完美的结合。她就是宋美龄。
  她的父亲宋查理自年轻时起一直是一名基督徒,并是一个无比热情的皈依宗教者。作为第一个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华人,他回到了中国,担任了牧师。
  但是,他并未意识到他作为一名制造商大发横财和通过卖《圣经》而致富是与传播福音水火不相容的。他的妻子与他共同献身于基督教事业。她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和三个儿子,并且个个都功成名就,这使他拥有一个平衡的家庭。
  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第二任妻子并且站到了共产党一边。
  大女儿霭龄与银行家孔祥熙结婚,孔后来担任财政部长。儿子宋子文在武汉政府中任职,但后来却成为蒋的财政部长,另外两个儿子宋子良和宋子安在上海金融界和企业界都是名声显赫的人物。
  宋氏三姐妹都非常漂亮、聪颖,而且意志坚强。蒋下定决心之后,就一如既往地迅速行动起来。
  当他提出结婚的要求时,宋美龄只是温和地听着,但是,据蒋后来说,她“并不感兴趣”。实际上,当时她已和刘季文(后来的南京市市长)订了婚。但她同意可以与蒋通信。在以后动荡的五年中,他一直坚持写信,向她求婚。
  1927年5月,上海政变后不久,蒋正式向宋美龄求婚。宋家为此召开一次家庭会议。宋霭龄赞成,而宋子文完全不同意。尽管宋氏姐妹独立性很强,而且追求解放,但宋美龄已明确向蒋说明,没有宋母的同意,她不会和他结婚,而宋母并不怎么重视这一婚事。
  在这次家庭会议中大家还提出了很多问题。用中国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作为一个士兵,蒋是属于传统的低层次的人,此外,他结过婚———次,或许还有一次——除非他可证明他已离婚。随后,宋夫人又听到了一些有关蒋生活中的其他女人的传言。还有一点很重要,那就是蒋不是基督徒。
  导致蒋介石如此坚定地求婚的原因究竟是爱情,还是政治野心呢?或许二者兼有。
  胡霖(《大公报》的创办人之一,该报普遍被认为是1949年以前中国唯一独立的报纸)在一次谈话中说: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蒋显然把自己视为一名英雄,而在中国历史上自古都是英雄爱美人。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蒋可以做任何事情。在当时的情形下,娶一位新妻子对蒋来说是非常合理的。”
  然而,在蒋写给宋美龄的一封情书中,“爱情”却处处可见。该信于1927年10月19日发表在天津的一家天主教报纸上。
  “我对政治活动再无任何兴趣了。如果我这一生中有什么敬佩的人的话,您,我的爱人,是唯一的一位,早在广州的时候,我便托人带信给你的哥哥姐姐(可能是宋子文和孙中山夫人)表达了我的愿望,但杳无回音。那时,这可能是因为政治关系。
  现在,我已隐居在这个山地荒野之中。我感到自己已被整个世界所抛弃,充满了绝望。回想起在前线所经历的数百次战斗和我自己的那种英雄主义,我只感觉到那种所谓的功绩不过是一场梦幻。然而,你的天资、美丽和品德却使我永远难忘。唯一的问题是,我的爱人如何看待我这个已被世界抛弃的迟伍的士兵。”
  就在1927年深夏蒋宣布“引退”的时候,宋美龄终于使蒋知道,她同意他做自己的丈夫,但这还要取决于他是否能说服她的母亲。
  1927年9月23日,蒋带着一小队随从离开山里的寺院,到达了上海。人们问他:这是否意味着他重返公众生活?他回答说:
  完全不是。他是来赢得和寻求他的新娘的。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在上海举行婚礼并到国外旅游一年。
  28日,蒋乘船抵达日本。东京新闻界忽视了他在辞职声明中所说的关于日本阻挠其进行北伐的一些话,为他做了许多溢美的宣传。听说他要来,宋夫人便躲到日本东部,以扩大彼此之间的距离。然而,在镰仓,蒋还是找到了她,并且,迫于宋霭龄的压力,她终于同意见他一面。蒋带来了可证明他与第一个妻子离婚的证件(第二件婚礼显然被视为无效),并且已经“平息了那些搬弄是非者所制造的其他谣传”。
  但他是否准备做一名基督徒呢?蒋象往常一样微笑着说,他将尽最大努力并准备研究《圣经》。他不能事先做出许诺,但他的确表示要试一试。
  宋夫人的反对崩溃了,不久,她便答应了这桩婚事。
  1927年12月1日,两个仪式同时举行。第一个是宗教仪式,在新娘家中由戴维博士主持。第二个仪式在大华饭店举行,宾客如云。
  当天,蒋和他的夫人起程度蜜月。他们先在杭州小住,然后到了浙江的莫干山。那里湖水涟漪,树木葱笼。,山水交相辉映。
  在某种程度上,宋美龄对她的丈夫有一种软化的影响,他学会了用英语“达令”称呼她。但是他的口音太重,所以没有人能真正听懂他说什么。
  据说,他的警卫员总是无意中听到“达令”这个词,以为这一定是上流社会称呼“太大”或“夫人”的时髦说法。
  有一天,宋美龄让一名警卫给蒋捎带个口信,这个不幸的家伙双脚立正,尊敬他说:“先生,达令让我告诉您……”
  蒋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
  但很快他便意识到这名警卫并未真正明白这个词的涵义。
  他摆摆手,让这名警卫走开了。
  1946年夏天,埃里克·周到桂林采访马歇尔使团。有几次,他站在蒋介石和宋美龄身旁,清楚地听到他们彼比称呼对方为“达令”。这大概是他唯一经常使用的英文单词。
  在这里还可以引用后来的另一个评价;在1948年夏天与埃里克·周的一次私人谈话中,霍灵顿·唐这样评论道:
  “夫人(指宋美龄)为总统做了许多好事。她使他对国际事务更加熟谐,但是更重要的是,自从他们结婚以后,他已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徒,现在,他对《圣经》的每一个章节已非常熟悉,以至于有资格做传教士了。”
  在1927年蒋结婚的那天早晨,他发表了一篇声明。他在声明中写道:“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将毋庸置疑地取得更大的进展。因为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心地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二人决定尽我们的全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蒋到日本之后,两位广西将领李宗仁和白崇禧与何应钦一同打退了逼近南京的孙传芳的军队。基督将军冯玉祥此刻正激烈地与东北军阀张作霖作战。而另一个姓张的军阀也从山东省开始进攻河南省。冯想到了刚刚结拜的的兄弟蒋介石,他劝说山西军阀(“模范长官”阎锡山)和他一道拍电报,邀请蒋回来。但是,蒋有他自己的想法,所以对此不加理会;正如蒋所料,自从他离开南京以后,形势每况愈下。29日,一个新政府——名义上是“联合”的——在南京成立。其内阁成员包括国民党右翼分子和解散了的武汉政府的行政人员:
  11月,汪精卫伙同靠不住的胡汉民一道(毕竟胡曾是他以前的朋友与合作者)在广州另行设置了一个“国民政府”,宋子文也在其中。
  在北京,张作霖于6月18日自封为中国海陆军大元帅,值其统治仍处于风雨飘摇中。中国似乎比以前更加难以统治了。
  这时,共产党人正努力恢复他们的力量。8月7日,南昌起义失败后几天,共产国际派特使罗明纳兹来到中国,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
  共产党听从了莫斯科的指挥,放弃了毛泽东所主张的建立乡村苏维埃的计划。
  实际上,毛泽东的时代还未真正来临。毛此时只是局限在湖南开展活动,而包括周恩来和刘少奇在内的新的革命武装正期望着新的革命进程。
  9月9日,著名的秋收起义爆发。这次起义的一个战略目标便是长沙城。15日,毛意识到这次进攻注定要失败,便取消了这一计划。此时,他已被革除所有的党内职务,然而由于通讯条件极差,直到第二年春天,他才得知这一消息。
  12月,共产党又勇敢地举行了一次起义。尽管毛已被撤职,但党又重新接受了他的主张,即迅速建立苏维埃。然而,这次他们却决定从城市着手,地点是传统的伟大中国革命的中心——广州。
  12月11日,经过精心训练的赤卫队攻占了警察局,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建立了地方苏维埃政府——后被称为“广州公社”。12日,在海军炮轰的支持下,国民党发动了一次强有力的军事反击,数以千计的人遭到屠杀(精确数字不得而知),其中有10名俄国人。14日,国民党关闭了所有的苏联领事馆和商务机构,中苏外交关系随之破裂。在中国各地,共产主义处于退却状态。
  蒋介石又积极活动起来了。汪精卫在蒋举行婚礼时曾去上海,两个握手言和。
  当蒋度蜜月的时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从12月3日至10日在上海开会,会议的最后一天恢复了蒋总司令之职。大唐中文扫校

本文出处历史网

1927年4月9日,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工人纠察队总指挥汪寿华收到杜月笙派人送来的一份请贴,邀请汪寿华4月11日到杜公馆赴宴,有要事相商。汪寿华因为与青洪帮常打交道,认为“他们还讲义气”,就决定前去赴约。4月11日晚上8时许,汪寿华来到杜公馆后,一阵不祥的预感忽然涌上心头,杜月笙并没有出现。周围逼近的打手,目露杀气。汪寿华暗叫不妙,转身想走,已然来不及了。几个打手一拥而上,手法娴熟地将其打翻在地,干净利索地装进一只麻袋,塞进汽车运到龙华郊区活埋。
紧接着,12日凌晨3点,杜月笙手下的青帮流氓配备了手枪,组成有特定攻击目标的分队,穿着有“工”字袖章的工人服装,乘车冲出青帮大本营法租界。同时,几百名白崇禧部队的士兵也同样伪装穿过公共租界,分赴闸北、南市、沪西等处,袭击了南市工人纠察队的驻地。二十六军周凤岐的部队在晚上已进驻靠近工人纠察队集结地和总工会总部的阵地,这时借维持秩序,调节冲突之名,将工人纠察队强行缴械。
当天中午,上海市总工会发动全市工人总罢工,游行示威抗议暴行。结果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游行“国民”开枪,大屠杀开始了。两天之内,300名工人被杀,500人被捕,5000人“失踪”。随后,在南京、苏州、无锡、杭州、广东、常州等地发生大规模血腥镇压,大约25000名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被屠杀。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公然背叛了国民革命。
消息传到武汉国民政府,立刻引发了一场政治大地震。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的名义,宣布立刻解除蒋介石的一切职务,开除其国民党党籍,并下达通缉令,捉拿蒋介石。这时的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一个重大战略抉择:要么继续北伐,消灭依然盘踞在黄河流域和华北、东北的北洋军阀;要么东征讨蒋,国民革命将面临分裂。
武汉政府下属的实力派军人们,比如唐生智、张发奎,大都与蒋介石存在派系矛盾,因而力主东征讨蒋,希望趁机除掉蒋介石,吞并中国最富庶的江浙地区。而苏联的政治顾问鲍罗廷和中共领导人陈独秀、周恩来则主张继续北伐,待打倒北洋军阀后,再掉转枪口收拾蒋介石。
鲍罗廷认为:“我们现有的兵力不可能东进……东进不仅将促使蒋介石与帝国主义乃至北方军阀公开结盟,而且我们将会被打倒和消灭。”鲍罗廷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就军事形势而言,武汉政府处于四面楚歌的不利境地。北面是虽败未垮的直系军阀和实力依旧强劲的奉系军阀,东面最富庶的省份被蒋介石及其同盟桂系李宗仁的军队所占领,南面两广则是被桂系和亲蒋的李济深所把持,上述这些敌人都在磨刀霍霍,随时准备扑上来。而武汉政府统帅下的军队,大都是出于一些现实考虑才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他们或是需要武汉政府的粮饷供给,或是因为与蒋存在派系矛盾和野心冲突,但事实上,他们大都认同蒋介石的反共“清党”,只要价钱谈拢,随时可以像蒋介石一样出卖革命。真正能够与武汉政府同呼吸、共命运的只有叶挺的一个师。
至于经济形势,那就更加困难了。事实上,武汉方面也在争取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的支持。武汉国民政府曾于3月27日特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全权办理财政事宜,电令所有江苏、浙江两省财政均归其主持,凡一切税务及向中国商界银行筹款事宜,必须由财政部长统一管理。宋子文于3月29日抵达上海,第二天即和蒋介石协商统一江浙财政事宜。然蒋介石已先一步和上海金融界与工商界建立关系。31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建立了“江苏兼上海财政委员会”,由上海金融界大佬负责具体事务。结果,宋子文到上海后,工作竟一时无法展开。
“四一二”政变之后,蒋介石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彻底·脸,宋子文的人身安全都一度受到威胁,更遑论为武汉政府融资了。最后连宋子文本人也被孔祥熙、宋霭龄夫妇策反,投靠了蒋介石。
随后,蒋介石于4月18日正式建立南京国民政府,开始公开否认武汉政府,进而于28日发出公告,声明将与列强一起对武汉实施经济封锁。把持着中国金融命脉的江浙财阀已经一屁股坐到了蒋介石一边,切断了对武汉国民政府的一切融资渠道,上海的银行、钱庄、票号全部停止向武汉汇款,坐等武汉政府倒台。
此时武汉的物价已经上涨到天文数字,武汉政府所发行的各种币券、信用一落千丈。政府每月收入不过150万银元,支出竟达1300万银元!全市失业人口及家属已超过总人数的1/3,加上各省前来投奔武汉的革命者、避难者,以及几次战役的伤兵数万人,整个武汉政府已经到了四面楚歌、风雨飘摇的危急时刻。
武汉方面,不管是苏联、中共,还是汪精卫,事实上都把宝押在了北方冯玉祥的国民军身上。
冯玉祥是一位典型的燕赵壮士,初时是在外国传教士的怀抱里教养长大的,在成为军阀后,他命全军受洗信教,以基督教赞美歌为所部军歌,以基督教教条为蓝图制定军规,因而被世界舆论称为“基督将军”。然而,这位基督将军却凭借善变和对时机恰到好处地拿捏,获取了西北的地盘。1924年,他发现苏联人很慷慨地拿东西补助他人,便投奔了苏联的怀抱。
现在,冯玉祥在1600万金卢布和军火的培植下,雄踞潼关,虎视中原,静候在中国政治天平发生倾斜的关键时刻,投注自己的筹码。
这一天很快就到来了。
1927年6月,冯玉祥与汪精卫举行郑州会议。在会上,汪精卫列举了蒋介石的种种恶行,企图说服冯玉祥反蒋。开出的价码是,以武汉国民政府的名义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他。冯玉祥当然不傻,上述三地已经在冯玉祥国民军的实际控制之下,汪精卫的价码等于只是事后加以背书,冯玉祥并没捞到什么实际好处。看来在汪精卫那里是榨不出什么油水了,那就挤挤蒋介石这块老橘子皮,看能不能拧出些许橘汁来。
于是郑州会议结束仅仅一周,冯玉祥就于6月20日与蒋介石举行了徐州会议。在会上,蒋介石敦促冯玉祥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并厉行反共“清党”。蒋介石开出的价码是,从1927年7月起,每个月给冯玉祥所部250万银元的津贴。会议结束后,蒋介石立刻返回上海落实这笔款子。英国驻上海总领事巴尔敦爵士在6月30日的报告中说,在6月份的最后两个星期,上海曾出现一次大规模的集资活动。他推测这正是为了执行蒋介石资助冯玉祥,以取得冯玉祥的支持,反对武汉国民政府的徐州协定。获得江浙财阀支持的蒋介石果然出手不凡,每个月250万银元的数额远远超过了武汉能够开出的价码。每个月250万银元!这就像是有人在冯玉祥面前念出了“芝麻开门”的咒语,一个巨大到超乎想象的宝藏出现在冯玉祥眼前。冯玉祥不假思索,立刻决定扔掉金卢布,义无反顾地扑向蒋介石刚刚抱上的那条大粗腿。于是,冯玉祥对蒋介石开出的条件照单全收,还同意利用他的影响,迫使武汉政府把苏联人送回苏联,清洗共产党人,说服武汉国民党人到南京,重新统一全党,组成统一的国民政府。6月21日,冯玉祥就向武汉的汪精卫和谭延闿发了一份最后通牒式的电报。
此时的汪精卫正十分窝火。原来,6月1日,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带着一份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问题之决议》来到武汉。没过几天,罗易就以“钦差大臣”的身份把这份决议向汪精卫做了传达。这份共产国际的决议大意如下:·坚决主张自下而上地实行土地改革,但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要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做出让步;·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和两湖地区五万革命工农,组建自己的军队;·从下层吸收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这不是国共合作,斯大林这是要汪精卫彻底向共产党投降。汪精卫看罢强压了压火气,居然还是进行了讨价还价。他提出要苏联提供1500万金卢布贷款,而莫斯科同意提供的援助金额只有200万金卢布。斯大林做得太过分了,既要人卖身,又不肯给足卖身钱,是谁都会翻脸。这时,汪精卫接到冯玉祥敦促他清党反共的电报,倒真是正中下怀。
紧接着,前几个月留在上海的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在7月12日突然回到汉口,带着蒋介石的信,在汪精卫家中与汪举行了多轮私下会谈。
三天之后,武汉国民政府发动了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的口号之下,大批共产党人和左翼人士倒在了屠刀之下。
清洗完“共党分子”之后,武汉、南京两个国民政府的原则矛盾已经解决,“宁汉合流”只是时间问题。在宁汉斗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的蒋介石,似乎要顺理成章地成为新政府的领袖。然而令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是,蒋介石却在武汉“分共”之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下台了。
如此诡异的中国政局,难怪连长于“风险投资”的大英帝国外交部,都对云谲波诡的中国政局摸不着头脑。然而答案其实很简单,中国有一句古语:“鸟尽弓藏,兔死狗烹。”只不过这次的“弓”和“狗”成了蒋介石,要“藏弓烹狗”的人则是江浙财阀。

“蒋的婚姻是一次精心预谋的政治行动。他希望通过成为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的妹夫来赢得他们。那时,蒋也开始考虑寻求西方的支持。如果美龄成为他的妻子,他便在与西方人打交道时有了‘嘴巴和耳朵’。此外,他一直十分欣赏子文在财政方面的才干。但是,如果说蒋没有爱上美龄,那是不公平的。”

上海的屠杀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国民党中的共产党员的极大义愤,他们试图使蒋名誉扫地。

1927年4月17日,在武汉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决议,列举了蒋介石的十二条罪行——其中包括对人民的屠杀和对党派活动的压制。蒋被开除出党并被解除了所有职务。

逮捕蒋的通辑令也发布下来了,目的是“按照*反革命的法令对其进行惩罚”,甚至他的头也被估了价,而且是两种标价:抓到活的赏25万两银子,抓到死的则为10万两。

难道左派真的以为蒋介石会就此罢休且大势已去了吗?如果他们真的这样想的话,那就太低估他了。

在蒋的主持下,国民党右翼领袖从15日起便在南京召开会议。

那天夜里,在蒋的命令下,警察和军队包围了设在广州的工会和国民党的办事处。所有的苏联顾问都被拘留起来,共抓了2000人左右。几名黄埔军校学员和一些女学生被处决。蒋还命令,所有逃跑的共产党员必须在10天期限内自首,否则一律处以死刑。

18日,就是武汉方面悬赏捉拿蒋的第二天,他宣布了他的答复:“在南京建立一个对立的政府。”那天,站在他身边的是胡汉民。

在冗长的声明中,蒋介石重申了孙博士的三*义,号召与共产主义彻底决裂。“如果我们允许他们那可怕的政见蔓延,”他说,“一切都将成为泡影。”

一周之后,即25日,30万人在武昌*,声讨蒋介石及其政府。中国又回到了最严重的混乱状态,如同1911年推翻清王朝后的中国局势一样。两个政府都宣称其革命合法并继承了孙中山的遗志。在北方,张作霖大权在握,仍自行其是。

共产党此刻也到了危急关头。他们是应该利用国民党内部的分裂使左派卷入这场暴力斗争呢,还是应等待时机并继续维护党派联盟?共产党内部也产生了分歧。

1927年4月27日,80名代表——代表着万名共产党员,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项决议中,决定剥夺共产党控制区内大地主和反革命分子的财产。但对属于民族主义军队官员的土地则给予特别的豁免。

在长沙,一群共产党员已在城市和乡村积极行动起来,地方军的指挥官逮捕并处决了近百名“闹事者”,一些领导人及时地逃过了逮捕。他们当中的刘少奇,后来曾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

北方战争又开始了。4月24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海军和陆军会议,决定重新开始北伐。然而几乎是同时,南京方面发现武汉政权也有同样的打算,于是北伐再次搁浅。

武汉的军队开始向南京挺进,南京的军队亦向武汉开拔。信奉基督教的冯玉祥将军似乎意识到这是一个机会,趁机占领了陇海线的东段。这样一来,汪的北方便受到了侧翼包围,而南方则将了对方。

这一局面是很僵的,而这一僵局只有冯玉祥才能打破。无论是汪精卫还是蒋介石,离开了冯玉祥,谁都束手无策。于是,二人都改变了策略。

在这一关头,蒋介石碰到了好运。斯大林的共产国际代表——印度人罗易给汪精卫看了一份来自莫斯科的电报,电报上明确声称共产党要接管政权。罗易显然希望汪能够对如此广阔的革命前景和美好的未来而高兴,并与共产党携手并进。但是,这份电报反而使汪感到焦虑。因为在他看来,与共产党合作注定要失败(正如蒋一贯坚持的主张一样)。

汪与他的左翼同事都很忧虑,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冯玉祥身上,希望他能想出个办法。冯请汪和其他左翼领袖来郑州商量。会谈从1927年6月10日开始,持续了三天。武汉方面的领导人对冯玉祥作了一些边界上的让步,但实际上只是空头支票。

随后,冯玉祥于19日到东部的徐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天以后,两人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这便意味着冯已决定支持蒋,并向汪精卫施加压力。21日,冯给汪拍了一份电报,敦促他立即释放在押的鲍罗廷,并说武汉方面的官员有意者可以加入南京国民政府。他还补充说,无意加入者应利用这一时机去外国访问。

汪对蒋仍持有敌意,但是力量的平衡现已发生了不利于汪的倾斜。7月15日,汪决定*,并于16日下令屠杀共产党人。罗易已于3日离开,鲍罗廷是在27日离开的。

加伦来到上海向蒋告别。尽管他被任命为武汉政府的首席军事顾问,但两人之间的私人关系很好。很多年之后,蒋曾这样写道:“这是我一生中最感人的离别。”

中国共产党在困境中试图通过暴力东山再起。从8月起直至年底,他们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但都失败了。

8月1日举行的第一次起义具有双重的历史意义。共产党如今视之为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而加以庆祝,西方的历史学家则把它看做是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第一次内战的开端(共产党的历史学家也同意内战开始于8月1日,但他们称之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视北伐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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