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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当代作家特别是50后作家进行年谱整理是否必要,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在目前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多种资料汇编、作家选本与文学史叙述中,关于他们的经典性价值已经形成一套稳定共识,一面为评价其新作甚至理解当下文学生态都提供了有效的历史参照和批评支点,一面又制造着成规。这些认识来源于与创作同步的批评累积,由于这些作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关于他们的重要批评往往又关联到新时期文学思潮,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意识。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先生在谈到当代文学学科化问题时说,当代文学研究既要向现代文学取法“寻找使之规范和稳定的路子”,又“有许多不同的问题需要解决,需要寻求切合的途径”。

内容摘要:近代学者孙德谦曾称誉年谱“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为近现代作家作谱,晚近也逐渐盛行,《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96年)、《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多为上世纪。因此,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回顾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年谱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从而还原“历史的汪曾祺”。(作者:徐强单位:东北师范大学,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汪曾祺年谱长编》〔13FZW07〕的研究成果)。

新出版的2014年第一期《东吴学术》杂志刊发了《莫言文学年谱》(上),该刊将分三期连载这部八万字的文学年谱。

莫言;批评;当代文学;创作;年谱整理;研究;作家作品;文学史;经典作家;经典化

关键词:年谱;汪曾祺;叙事;研究;文学;还原;全集;叙述;学术;描述

该年谱以莫言的文学生活及学术研究作为叙述核心,用编年记事的方式,将莫言从出生至当下的文学经历、创作,有关莫言的国内外重要研究译介,重大事件、获奖经过等进行详略得当的叙述。通过详实丰富的资料搜集汇编,相关写作及研究年份时代背景的查证表述,重要学术研究观点的提炼与突出,国外译介出版的详细信息呈示,试图展现出中国乃至世界当代文学版图中,莫言文学创作及学术研究的宏观脉络及微观细节。

对当代作家特别是50后作家进行年谱整理是否必要,关系到如何看待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虽然仍有意见认为在新时期以来的文学版图中指认“当代的‘鲁郭茅巴老曹’”,容易混杂其他感情因素,但50后、部分60后重要作家三十多年来的创作实绩,又确实构成了当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小传统”。在目前针对新时期文学的多种资料汇编、作家选本与文学史叙述中,关于他们的经典性价值已经形成一套稳定共识,一面为评价其新作甚至理解当下文学生态都提供了有效的历史参照和批评支点,一面又制造着成规。如谈到莫言就一定会从“民间性”“魔幻性”和乡土中国的现代书写等角度入手,余华的研究者都熟悉他的“暴力叙事”与“先锋转向”,论及王安忆就必然涉及“上海书写”等等。这些认识来源于与创作同步的批评累积,由于这些作家大多在20世纪80年代成名,关于他们的重要批评往往又关联到新时期文学思潮,以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转型的历史意识。这也就带来了必须思考的问题:尚未完成的经典化过程会不会受制于已有的结论?是否应当重审今天“批评”眼光的由来?能否回到历史脉络中,去重识那些被经典化了的作家作品,为理解这些作家还在展开的文学世界提供更多参照?

作者简介:

《东吴学术》两年前开设“学术年谱”专栏,已刊发范小青、余华、韩少功、施蛰存、苏童、阿来、李泽厚、陈思和、铁凝、史铁生、南帆、阎连科、葛浩文、丁帆等十六位作家学者的学术年谱。

对经典作家进行年谱整理与研究,恰恰可以对这些问题有所回应。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谈及年谱体例时,主张“据事直书,不必多下批评”。他还指出:“譬如做传,但描写这个人的真相,不下一句断语,而能令读者自然了解这个人地位或价值,那才算是史才。”梁启超由此建议年谱编纂者“与其用自己的批评,不如用前人的批评”。但如何对前人批评进行拣选,并以客观呈现谱主事迹为目的编入年谱呢?传统年谱编纂或从文学交往、师友渊源等方面考证批评家与谱主的直接往来与相互促进,或在每年辑录重要的批评观点著述,以此呈现谱主在同时代人眼中的价值定位。针对当代经典作家的年谱整理,如能有意识地以研究现状中普遍认同的观点或问题为参照,既有助于研究者把对当代作家的批评性意见,回收到历史中去;也能把被批评加工过的作家作品,还原到有更多解读空间的发表状态。

  一切人文研究,都离不开历史化。因为一切人文现象,都是历史形态的。它们有其植根于独特历史土壤中的具体来由,其走向受到具体历史环境多方面条件的制约,最终又作为历史环境的一部分,影响到后续的历史发展。所谓历史化,就是还原历史现场,描述出“作为动态过程”的对象,其中也包含对历史学理论和研究范式的借鉴和融合。在文学研究领域,历史化曾一度被忽视,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才又重新受到重视,甚至被认为是相对于文学批评的一种“学术化、学科化、规范化的自我救赎活动”。

选稿:丛山 来源:文汇度数周报 作者:林源

年谱整理要将围绕作家作品形成的经典认识,转换成问题,而非梳理脉络的依据。近几年由《东吴学术》杂志组织出版的一系列作家年谱,为作家作品论开辟了重要的史料研究视野。但或许因为“文学年谱”的立意局限,对一些批评认识还缺乏足够的“语境化”,尤其写到在世作家晚近几年的文学活动时,更像是批评资料汇编。一些年谱对构成作家文学实践重要一环的行旅活动呈现不足,年谱中不仅要记录行旅的时间、地点和著述成果,还应借助作家自述等材料尽可能呈现行旅中直接影响到作家身心感觉的事件。

  年谱是将作家和文学现象“历史化”的最有效方式之一。年谱是以谱主为中心,以年月日为经纬,全面载述谱主一生行实的传记体裁。自宋以来,年谱代有所作、绵延不绝,共产生了5000多部年谱。年谱在人物研究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历来备受重视。近代学者孙德谦曾称誉年谱“最得知人论世之义”,胡适对于年谱的价值评价也非常高:“最好的年谱……可算是中国最高等的传记。”

  因年谱具“知人论世”之便,各类文化人物研究常常采用这一形式。在古典文学领域,年谱是重要的著述体裁。为近现代作家作谱,晚近也逐渐盛行,《中国历代年谱总录》(1996年)、《中国年谱辞典》(1997年)共著录新文学作家年谱152家、435种,多为上世纪80、90年代所修。另据统计,较大规模(独立成书)的新文学作家年谱已有约40种,其中半数以上撰于20世纪90年代以后。新文学作家较大规模的独立年谱,一是多集中于大作家,其中如鲁迅、胡适、闻一多等著名作家已有“年谱长编”;二是多集中于现代作家,当代作家还很少有独立年谱。近年来,当代作家年谱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例如《新文学史料》《东吴学术》等刊物注重刊发现当代作家、学人年谱,力倡年谱体裁。可以预见,年谱这种带有中国文化特色的历史著述方式,必将在未来的文学研究中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

亚洲城ca88唯一备用,  汪曾祺是20世纪中国非常重要的、多体兼擅的作家。其创作生涯跨越现、当代,以逾500万字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参与了中国文学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历程。他是有着特殊意义的“跨代作家”:承接废名、沈从文的衣钵,40年代起步于文坛;新中国头十几年徘徊、观望,创作数量减少,但偶露峥嵘就贡献了堪称当代经典的小说和散文;“文革”前夕开始受命参与样板戏创作,经历了一段特殊生涯;改革开放后以罕见的创造力迎来艺术的高峰期,也创造了汉语文学的一个高峰。从当代文学发展格局的角度看,他的作品以及自身的复杂命运都颇耐寻味,堪为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殊窗口。

  近20年来学界对汪曾祺的兴趣日渐浓厚。据不完全统计,他逝世迄今,作品的各类选本出版百余种,合计印行或逾百万册。在各类现当代作品选本中,他都榜上有名,且往往占据醒目位置。在文学研究界,他也成为晚近“作家研究”中最吸引注意力的个体之一。较有影响的史论著作,都给予他重要位置和较高评价。

  因此,为汪曾祺撰述一部规模较大、学术价值较高的年谱,既是汪曾祺研究本身的需要,也可以借此从一个侧面回顾这一时期文化发展的某些面相。汪曾祺散文中自传纪实材料众多,绝大多数是可靠事实;20世纪40年代以来的报刊上有大量文献、报道等信息;汪曾祺在文坛交游广泛,同时代人的记述、回忆文章中可供采摭的事实极多;他的亲友故旧健在者也能够提供大量有关材料。加上目前研究成果较为丰富等客观条件,也为此提供了可能性。

  当然,为汪曾祺作一部较详确的年谱也面临着很多困难。汪曾祺一生散淡随意,不记日记,不能像鲁迅、胡适等作家的年谱撰述那样有着大量连贯的日记文献可供参考,有关档案尚处于不开放状态。这些都构成史实完全呈现和细节充分描述的障碍,研究者唯有在客观条件限制下尽量挖掘、辨析、校正史实,不断逼近、还原其真面目。

  《汪曾祺年谱长编》的目标是:全面、翔实地载述作家汪曾祺一生的行实、创作、交游,力求为生性散淡、不记日记的汪曾祺还原出一部日志式的生活史与创作史,从而还原“历史的汪曾祺”。研究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有:族系描述,编年事辑,文献辑佚、系年、校勘、考释,背景及外围材料扩展等。在此基础上,以时序逻辑串联编织,最终形成时间为纵轴,事件的多方面铺展、多焦点透视为横轴的立体人物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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